第五百六十章 日本的女权主义者
对千子无意识或者有意识追求女权的举动，久世秀则报以了一种“积极中立”的态度。
之所以中立，是因为他发觉自己不懂女性对社会的需求，乱出主意反而会事与愿违，就好像行政大臣哈克一样。
但之所以积极，又是因为日本的女权运动天生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某些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将日本女权运动的衰落单纯归结于“平成废”、“低欲望族”，“打女拳再也无法通过男性进行变现”，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日本的女权运动真正起于日本资本主义兴起之时，而在那之前，不管是飞鸟时代还是后来的“姬武士”，也不过是属于上流阶层的特殊笑话，是父权社会的附属产物，这个对日本历史有所了解的都应该看得出来。
而女权之所以能够起势，除了福泽谕吉在翻译西洋人权著作时给予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理论支持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下的纺织工厂并不拒绝女性劳动者，甚至相对男性而言更加欢迎女性。
既然女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收入，那么拥有了力量之后，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女性对社会压迫的反抗。
而且因为此时日本女权的生力军是熟练工人的关系，她们天然具有左倾色彩，而且很快就从“反男性”这种低端的意识形态下走了出来，意识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才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比如岸田俊子这种女性社会学家就在著作中写过，所谓的女性问题同时也是男性问题，女权的本质应该是“在尊重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基础上解放女性思想，从而发挥女性对于社会的真正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昭和时代，日本政府正式将反对女权纳入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中，并且通过宣传“军国之母/妻”的手段，公然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培养出符合军国主义价值观的子女。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日本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起蹲大牢，再次证明了女权和社会主义的密不可分。
直至今日，日本议会中依然有直称女性为“生育工具”的议员，这帮老东西的思想基本都是来自于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教育，没有什么新东西。
而麦克阿瑟太上皇虽然打仗废物了一点，但在对日本的改造方面，他倒是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按照西方民主标准，强制性地给了女性选举权。
但这种空中楼阁式的选举权对日本女性地位改善并无实质性帮助，不管是raa（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招募的“潘潘”，还是二战后通过的优生保护法（一部直接剥夺女性生育自主权的法律），都让女性的地位一降再降。
不过，当日本经济重新开始发展后，也就是50-80年代期间，日本女性地位再次开始反弹，不过这是因为纺织厂、手工制造厂和ol文化的兴起。
而日本的女性也不负众望，再次找回了社会主义这一武器，成立了妇联，用麦克阿瑟给她们的选票逼迫自民党通过了妇女宪章，并且废除了优生保护法，甚至还主动关注起了二战时的慰安妇问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立刻重新捡起了已经腐朽成渣的“大和抚子”价值观，提倡“贤妻良母”，并且通过税收政策予以限制，鼓励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而双职工要多交税的“传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日本政府、企业做的第二件事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他们将手工制造业、纺织业等工业进行外移，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去。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所以要向外转移工业，造成本国空心化，除了货币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工人和工会。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工人们那可是真的武德充沛，冷枪不断不说，甚至还敢往企业家的办公室扔炸弹。5美元日薪和时工作制之所以能有，绝非因为资本家大发善心，而是他们被迫的妥协。就好像英国撤出是因为印度人的反抗，而非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一样，摆在明面上拿出来说的原因往往都不是真正原因。
到了日本这里，还要多一个瓦解女权的意愿。
在低端工业转移出去后，日本女性再想要工作、进步的话，就只剩了职场ol、餐饮、护士、保育士、教师、漫画家、记者等，而这些产业和工业不一样，形成组织要困难得多，而且从经济上和组织架构上说都是要服从于父权社会的。
最极端就是陪酒女、艾薇、交际空姐这种“高收入”职业，其实100%都是依附于男权社会的产物，某些人口中那些躺平的肥宅其实压根影响不到日本女拳的变现，因为他们只会下盗版。
不得不说，先贤的洞察力确实是常人所不及的，恩格斯先生说的那句“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就是对日本女权运动的一个最好总结。
没有“公共的劳动”，只是“扫地、做饭、洗衣服、照看老人小孩”这种，尽管确实有价值，但却无助于女性社会、家庭地位的提高，半佛某期视频里讲的就很明白。
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迟早也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而努力。
因为真的爱她，所以秀则希望千子能够和自己一起进步，只是他暂时还没有想好该如何让她意识到问题的本质——斗争绝不应该是“秀则帮我解决掉”，而是“我要帮她”。
“解决掉那个公司很容易，但千子有没有想过，那家公司不在之后，如何让那位孕妇的家庭获得足够的收入？”秀则问。
因为操办了一些实事，所以现在的千子对于民生已经不像刚毕业时那样一无所知。
“很难，虽然在民主党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生育补贴，但区区十几万円的生育补贴可不够。”千子说。
“差多少？”
“光是把孩子顺利生下来的话，平均要在医院花29万円，这还是最低标准。至于奶粉钱的话也贵，尤其是牛奶，价格贵得吓死人，政府给的那点钱压根不够用的。”
秀则有些惊喜了，但他依然不动声色。
“多少钱？为什么这么贵？”他接着问。
千子终于露出了正牌东大经济生的实力：“小农养殖奶牛、小工厂生产牛奶、农协控制渠道，所以最后生产成本达到了1美元1公斤，这实在是太高了。且不比澳大利亚、新西兰的35美分每公斤的生产成本，就连美国的41美分、欧洲47美分的生产成本，日本也远远不如。不过奶粉还算是小项，关键不在这。”
“在哪呢？”
“关键是他们很难找到一份收入合适的工作。”千子皱着眉说，“虽然她不是单亲妈妈，但她男友收入并不高，老人也不带孩子，生下孩子后她必须全职照顾...区区16万円的收入够干什么用的？”
秀则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桌上——光是这桌寿司拼盘就要1万5千円。
“所以？”
“光是给他们钱也没什么用，这种贫困完全是因为缺乏就业造成的。一个面包108円，一盒牛奶200円，便当430円，这都不算贵，可就算一天三顿地吃这些，两个人也要将近六万，房租3-5万，加上礼金、保证金，打工的交通费，恐怕连买衣服的钱都要省，更别提孩子的奶粉和婴儿用品。”
千子掰着指头一个个数下来，最后不由得叹了口气。
“我以前是真的没有想过，人可以被这么一点小钱逼到如此地步。”她说。
“这些都是你向那些单亲妈妈们问来的？”秀则试探着问。
“还能向谁呢？她们又要照顾孩子，又要自己做家事，因为工作时间太零碎，所以打工还要遭受就业歧视，收入比14万还低的大有人在...看到那些不明所以的人在宣传什么‘在日本只靠最低时薪打工也能过很好’，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秀则倒是知道得更多一点：“他们是做留学、研修生劳务派遣生意的，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千子，有没有想过和首相夫人说这些？”
“首相夫人？”
“对啊。”秀则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你知道吗，我上次和人打麻将时，那帮家伙吐槽说居然看到安贝夫人与反核、反消费税的抗议人士在一起合影...她可能是个平民主义者，和安贝本人截然相反。”
“咦？”千子顿时来了精神。
如果用政客的角度来看，安贝夫人的行为可谓是奇葩，但若是从一个平民主义者外加女权解放者的角度去看，她的一切行为就都非常符合逻辑了。
凭什么要伺候公婆，顺着她的意见来？凭什么我就不能有私人生活，不能追星？凭什么我就要循规蹈矩，当大和抚子？凭什么我做了那么多事，就因为不能生孩子，你们就否定我的人生意义？凭什么？
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只要民众喜欢的，那她也会学着接触——光凭这一点，久世秀则就认为她很有“发展潜力”。
“去和首相夫人说说看，女人的事还是女人自己解决的好，至于那家公司，我明天就去想法解决掉。”秀则再次做出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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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中立，是因为他发觉自己不懂女性对社会的需求，乱出主意反而会事与愿违，就好像行政大臣哈克一样。
但之所以积极，又是因为日本的女权运动天生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某些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将日本女权运动的衰落单纯归结于“平成废”、“低欲望族”，“打女拳再也无法通过男性进行变现”，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日本的女权运动真正起于日本资本主义兴起之时，而在那之前，不管是飞鸟时代还是后来的“姬武士”，也不过是属于上流阶层的特殊笑话，是父权社会的附属产物，这个对日本历史有所了解的都应该看得出来。
而女权之所以能够起势，除了福泽谕吉在翻译西洋人权著作时给予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理论支持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下的纺织工厂并不拒绝女性劳动者，甚至相对男性而言更加欢迎女性。
既然女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收入，那么拥有了力量之后，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女性对社会压迫的反抗。
而且因为此时日本女权的生力军是熟练工人的关系，她们天然具有左倾色彩，而且很快就从“反男性”这种低端的意识形态下走了出来，意识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才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比如岸田俊子这种女性社会学家就在著作中写过，所谓的女性问题同时也是男性问题，女权的本质应该是“在尊重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基础上解放女性思想，从而发挥女性对于社会的真正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昭和时代，日本政府正式将反对女权纳入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中，并且通过宣传“军国之母/妻”的手段，公然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培养出符合军国主义价值观的子女。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日本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起蹲大牢，再次证明了女权和社会主义的密不可分。
直至今日，日本议会中依然有直称女性为“生育工具”的议员，这帮老东西的思想基本都是来自于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教育，没有什么新东西。
而麦克阿瑟太上皇虽然打仗废物了一点，但在对日本的改造方面，他倒是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按照西方民主标准，强制性地给了女性选举权。
但这种空中楼阁式的选举权对日本女性地位改善并无实质性帮助，不管是raa（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招募的“潘潘”，还是二战后通过的优生保护法（一部直接剥夺女性生育自主权的法律），都让女性的地位一降再降。
不过，当日本经济重新开始发展后，也就是50-80年代期间，日本女性地位再次开始反弹，不过这是因为纺织厂、手工制造厂和ol文化的兴起。
而日本的女性也不负众望，再次找回了社会主义这一武器，成立了妇联，用麦克阿瑟给她们的选票逼迫自民党通过了妇女宪章，并且废除了优生保护法，甚至还主动关注起了二战时的慰安妇问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立刻重新捡起了已经腐朽成渣的“大和抚子”价值观，提倡“贤妻良母”，并且通过税收政策予以限制，鼓励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而双职工要多交税的“传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日本政府、企业做的第二件事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他们将手工制造业、纺织业等工业进行外移，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去。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所以要向外转移工业，造成本国空心化，除了货币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工人和工会。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工人们那可是真的武德充沛，冷枪不断不说，甚至还敢往企业家的办公室扔炸弹。5美元日薪和时工作制之所以能有，绝非因为资本家大发善心，而是他们被迫的妥协。就好像英国撤出是因为印度人的反抗，而非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一样，摆在明面上拿出来说的原因往往都不是真正原因。
到了日本这里，还要多一个瓦解女权的意愿。
在低端工业转移出去后，日本女性再想要工作、进步的话，就只剩了职场ol、餐饮、护士、保育士、教师、漫画家、记者等，而这些产业和工业不一样，形成组织要困难得多，而且从经济上和组织架构上说都是要服从于父权社会的。
最极端就是陪酒女、艾薇、交际空姐这种“高收入”职业，其实100%都是依附于男权社会的产物，某些人口中那些躺平的肥宅其实压根影响不到日本女拳的变现，因为他们只会下盗版。
不得不说，先贤的洞察力确实是常人所不及的，恩格斯先生说的那句“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就是对日本女权运动的一个最好总结。
没有“公共的劳动”，只是“扫地、做饭、洗衣服、照看老人小孩”这种，尽管确实有价值，但却无助于女性社会、家庭地位的提高，半佛某期视频里讲的就很明白。
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迟早也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而努力。
因为真的爱她，所以秀则希望千子能够和自己一起进步，只是他暂时还没有想好该如何让她意识到问题的本质——斗争绝不应该是“秀则帮我解决掉”，而是“我要帮她”。
“解决掉那个公司很容易，但千子有没有想过，那家公司不在之后，如何让那位孕妇的家庭获得足够的收入？”秀则问。
因为操办了一些实事，所以现在的千子对于民生已经不像刚毕业时那样一无所知。
“很难，虽然在民主党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生育补贴，但区区十几万円的生育补贴可不够。”千子说。
“差多少？”
“光是把孩子顺利生下来的话，平均要在医院花29万円，这还是最低标准。至于奶粉钱的话也贵，尤其是牛奶，价格贵得吓死人，政府给的那点钱压根不够用的。”
秀则有些惊喜了，但他依然不动声色。
“多少钱？为什么这么贵？”他接着问。
千子终于露出了正牌东大经济生的实力：“小农养殖奶牛、小工厂生产牛奶、农协控制渠道，所以最后生产成本达到了1美元1公斤，这实在是太高了。且不比澳大利亚、新西兰的35美分每公斤的生产成本，就连美国的41美分、欧洲47美分的生产成本，日本也远远不如。不过奶粉还算是小项，关键不在这。”
“在哪呢？”
“关键是他们很难找到一份收入合适的工作。”千子皱着眉说，“虽然她不是单亲妈妈，但她男友收入并不高，老人也不带孩子，生下孩子后她必须全职照顾...区区16万円的收入够干什么用的？”
秀则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桌上——光是这桌寿司拼盘就要1万5千円。
“所以？”
“光是给他们钱也没什么用，这种贫困完全是因为缺乏就业造成的。一个面包108円，一盒牛奶200円，便当430円，这都不算贵，可就算一天三顿地吃这些，两个人也要将近六万，房租3-5万，加上礼金、保证金，打工的交通费，恐怕连买衣服的钱都要省，更别提孩子的奶粉和婴儿用品。”
千子掰着指头一个个数下来，最后不由得叹了口气。
“我以前是真的没有想过，人可以被这么一点小钱逼到如此地步。”她说。
“这些都是你向那些单亲妈妈们问来的？”秀则试探着问。
“还能向谁呢？她们又要照顾孩子，又要自己做家事，因为工作时间太零碎，所以打工还要遭受就业歧视，收入比14万还低的大有人在...看到那些不明所以的人在宣传什么‘在日本只靠最低时薪打工也能过很好’，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秀则倒是知道得更多一点：“他们是做留学、研修生劳务派遣生意的，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千子，有没有想过和首相夫人说这些？”
“首相夫人？”
“对啊。”秀则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你知道吗，我上次和人打麻将时，那帮家伙吐槽说居然看到安贝夫人与反核、反消费税的抗议人士在一起合影...她可能是个平民主义者，和安贝本人截然相反。”
“咦？”千子顿时来了精神。
如果用政客的角度来看，安贝夫人的行为可谓是奇葩，但若是从一个平民主义者外加女权解放者的角度去看，她的一切行为就都非常符合逻辑了。
凭什么要伺候公婆，顺着她的意见来？凭什么我就不能有私人生活，不能追星？凭什么我就要循规蹈矩，当大和抚子？凭什么我做了那么多事，就因为不能生孩子，你们就否定我的人生意义？凭什么？
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只要民众喜欢的，那她也会学着接触——光凭这一点，久世秀则就认为她很有“发展潜力”。
“去和首相夫人说说看，女人的事还是女人自己解决的好，至于那家公司，我明天就去想法解决掉。”秀则再次做出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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