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小水利计划
既然儿子说了他不会做赔本买卖，那么肯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曾垂普也解开了心结，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他不得不承认，曾凌风的几个投资意向都是真正的有大功利的，而且，这大功利还是面向最基层的百姓。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农业史，就是一部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历史。
建国之初的农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50年，根据“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国家作出了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的决定，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以治淮工程为，新中国在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本世纪50－70年代，我国扭转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可以抗旱，二是可以防洪排涝，三是可以改良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并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名言。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只可惜从此之后的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那时的老本。
80年代后，国家对农民最重要的沟塘渠堰却被忽视。这么多年下来，许多乡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注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
80年代之后，“沟塘渠堰”被遗忘。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由于无人组织，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成为臭水沟或者完全干涸。这些原因，导致19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一旦碰到干旱，则无能为力。
对于这样的局面，曾垂普也有认识，也是非常忧心的，出身农民的他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危险。只是，对于这样的情况，他却是无能为力，也只是在他的辖区丹兴做了一些尝试。
而作为重生者的曾凌风对这样的情况更是忧心如焚。
曾凌风的前世是经历过2010年的那次西南五省的大干旱的。
当时上万座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多数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设施老化、功能衰退。
我国地处亚热带季风区，虽然有干旱和湿润的交替，但气候干旱可能长期存在，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抗旱防洪排涝是解决水资源安全的途径，水资源高效利用是水利（电）建设的目的。
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南涝北旱的自然格局，水利建设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应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长期进行固定投资，并进行水利建设和农田节水灌溉建设立法，以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特别是将南水北调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特别是大西线调水，作为未来百年的发展目标，让我国有70%－80%的耕地可以实现节水灌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干旱和洪涝灾害，平衡人口增长、土地面积减少、粮食需求增长的矛盾。
南方地区降雨量大、气候湿润，群众靠天吃饭的意识根深蒂固，患（洪）水害的意识高于抗旱节水的意识，对水资源高效利用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工程节水、农田节水建设不够重视，节水灌溉公司和企业少。
同时，南方多为丘陵山地，降雨多，水土流失严重，山坡地土壤瘠薄，抗旱能力差；许多地区为石质山地和喀斯特地貌地区，蓄水能力低下，不比我国北方土层深厚，储水能力强，土壤水库的作用大。许多地区是山下江河四季长流，山坡上季节性干旱缺水。此外，南方地区抗旱节水植物种植面积小，抗旱节水研究力量比较薄弱。
大江大河纵横交错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由于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不均、复杂的地形地貌和脆弱的水生态环境，使水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地区长期面临严峻的水资源挑战，历史罕见的干旱气候更使这一区域多年积聚的水利矛盾暴露。那场历史罕见干旱再次警醒，必须加强水利建设，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农田灌溉网络工程，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水利系统顺应改革形势，在农业灌溉水利体制变革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也取得一系列可观成绩，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农业水利在投入机制、管理机制的深层变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在一些根本观念乃至理论上，实现了突破。
对于如何使我国农村水利走出困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农业水利、农业经济，有利于农民的基本生活、生产，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必须肯定的。
目前，一些体制改革的方法与试点，还面临不少具体的困难。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农业水利体制，不仅是新中国计划体制的产物，更是几千年传统农业水利文化的产物，不要以为简单地形式地搬走了计划体制，就自然而然带来一个市场经济的春天。
诸如防洪、灌溉等中国的水利，基本上是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和政府组织行为，将其退化为简单的企事业运作，难免损伤民众、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农业水利的过去和现状，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国情的必然。在建设和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不能忽视深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
马克思说过，我们在谈到水时，是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水问题是如此，中国的也是如此。综观几千年中国水利史，不了解土地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懂得水利兴废的真正奥秘。现代的土地关系的变化，必然也影响水利兴衰、体制的变化。农村土地依然分散，小农的水利就很难实现组织合作与现代化。
县镇和农村今天面临的是，基层政权和管理体系的松弛与瓦解，而历来中国农村的水利组织、管理是与基层社会管理、基层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些以灌溉、防洪为主要农事的地区，这些水利组织往往是农村社会和政权的维系纽带。如果脱离了基层政权，脱离基层社会组织去谈水体制的改革，就变成一个无根基的纯技术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实情下，脱离政权和基层社会管理纽带，就没有真正的改革，也很难有农民自组织的水利。
曾凌风记得，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能够从上千亿的水利资金中拔出600亿专门用于粮食主产区的沟塘渠堰建设，既可以增加1000万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进行“贮水于民”的工作，既能提供就业岗位，又能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也不致于屡屡抗旱了。而此时国家尚致力于经济建设，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那么对于农村小水利的关注就可想而知了。
回想前世那空前的干旱天气，虽然重庆并没有受到像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那么严重的影响，但是还是因此遭受了不少的损失。未雨绸缪，曾凌风希望通过他的一点努力唤起人们对农村小水利的重视。在曾凌风的这个计划完成后，重庆的农村的生活状况必将有很大的改善，邻省见了效果，效仿的可能性将会很大，那么曾凌风也算是为那些可能受灾的人们尽了一份力量了。
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曾凌风的农村小水利计划得以顺顺利利的实施，整个新重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的热潮。
在这个计划里，将会在重庆境内的长江各支流和支流的小支流上建设500余座各型水利设施，基本上每一个区县都有7－10个工程项目，其中大型水库50个，中型水库200个，小型水库近300个。工程完成后对重庆的乡村覆盖率接近百分八十！
而由于工程中除了较大的项目有专门的工程队完成外，大量从当地的农民中雇佣人手，这让多达500万的农村人口从这一系列项目中直接得到了收入，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状况。
由于所有的工程选址都是精心选择的，考虑到了文物和风景点的保护的问题，所有在工程完工后非但没有损坏原有的风景点和文物，反倒增添了近一百处旅游景点，为重庆增添了一笔丰富的旅游资源。
而且大部分的水利项目都是综合型的，既考虑到了农田灌溉和饮用水的提供，也考虑到了发电。这五百多个水利工程完工后每年将为重庆市提供大约500亿度电，这基本上解决了重庆市电力紧张的问题。
工程计划三年完工，并在98年7月之前实现其中约120个项目达到蓄水的要求。曾凌风这是为即将到来的98大洪水做准备。这约120个水库的库容达到了近100亿立方米，当这些水库蓄水后，将会对长江干流的洪峰起到很大的削减作用，实现其对滞洪和蓄洪的巨大作用。
整个重庆的乡村，在小水利项目启动后，真正的沸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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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得不承认，曾凌风的几个投资意向都是真正的有大功利的，而且，这大功利还是面向最基层的百姓。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农业史，就是一部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历史。
建国之初的农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50年，根据“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国家作出了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的决定，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以治淮工程为，新中国在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本世纪50－70年代，我国扭转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可以抗旱，二是可以防洪排涝，三是可以改良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并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名言。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只可惜从此之后的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那时的老本。
80年代后，国家对农民最重要的沟塘渠堰却被忽视。这么多年下来，许多乡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注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
80年代之后，“沟塘渠堰”被遗忘。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由于无人组织，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成为臭水沟或者完全干涸。这些原因，导致19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一旦碰到干旱，则无能为力。
对于这样的局面，曾垂普也有认识，也是非常忧心的，出身农民的他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危险。只是，对于这样的情况，他却是无能为力，也只是在他的辖区丹兴做了一些尝试。
而作为重生者的曾凌风对这样的情况更是忧心如焚。
曾凌风的前世是经历过2010年的那次西南五省的大干旱的。
当时上万座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多数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设施老化、功能衰退。
我国地处亚热带季风区，虽然有干旱和湿润的交替，但气候干旱可能长期存在，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抗旱防洪排涝是解决水资源安全的途径，水资源高效利用是水利（电）建设的目的。
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南涝北旱的自然格局，水利建设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应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长期进行固定投资，并进行水利建设和农田节水灌溉建设立法，以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特别是将南水北调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特别是大西线调水，作为未来百年的发展目标，让我国有70%－80%的耕地可以实现节水灌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干旱和洪涝灾害，平衡人口增长、土地面积减少、粮食需求增长的矛盾。
南方地区降雨量大、气候湿润，群众靠天吃饭的意识根深蒂固，患（洪）水害的意识高于抗旱节水的意识，对水资源高效利用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工程节水、农田节水建设不够重视，节水灌溉公司和企业少。
同时，南方多为丘陵山地，降雨多，水土流失严重，山坡地土壤瘠薄，抗旱能力差；许多地区为石质山地和喀斯特地貌地区，蓄水能力低下，不比我国北方土层深厚，储水能力强，土壤水库的作用大。许多地区是山下江河四季长流，山坡上季节性干旱缺水。此外，南方地区抗旱节水植物种植面积小，抗旱节水研究力量比较薄弱。
大江大河纵横交错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由于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不均、复杂的地形地貌和脆弱的水生态环境，使水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地区长期面临严峻的水资源挑战，历史罕见的干旱气候更使这一区域多年积聚的水利矛盾暴露。那场历史罕见干旱再次警醒，必须加强水利建设，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农田灌溉网络工程，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水利系统顺应改革形势，在农业灌溉水利体制变革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也取得一系列可观成绩，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农业水利在投入机制、管理机制的深层变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在一些根本观念乃至理论上，实现了突破。
对于如何使我国农村水利走出困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农业水利、农业经济，有利于农民的基本生活、生产，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必须肯定的。
目前，一些体制改革的方法与试点，还面临不少具体的困难。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农业水利体制，不仅是新中国计划体制的产物，更是几千年传统农业水利文化的产物，不要以为简单地形式地搬走了计划体制，就自然而然带来一个市场经济的春天。
诸如防洪、灌溉等中国的水利，基本上是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和政府组织行为，将其退化为简单的企事业运作，难免损伤民众、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农业水利的过去和现状，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国情的必然。在建设和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不能忽视深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
马克思说过，我们在谈到水时，是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水问题是如此，中国的也是如此。综观几千年中国水利史，不了解土地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懂得水利兴废的真正奥秘。现代的土地关系的变化，必然也影响水利兴衰、体制的变化。农村土地依然分散，小农的水利就很难实现组织合作与现代化。
县镇和农村今天面临的是，基层政权和管理体系的松弛与瓦解，而历来中国农村的水利组织、管理是与基层社会管理、基层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些以灌溉、防洪为主要农事的地区，这些水利组织往往是农村社会和政权的维系纽带。如果脱离了基层政权，脱离基层社会组织去谈水体制的改革，就变成一个无根基的纯技术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实情下，脱离政权和基层社会管理纽带，就没有真正的改革，也很难有农民自组织的水利。
曾凌风记得，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能够从上千亿的水利资金中拔出600亿专门用于粮食主产区的沟塘渠堰建设，既可以增加1000万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进行“贮水于民”的工作，既能提供就业岗位，又能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也不致于屡屡抗旱了。而此时国家尚致力于经济建设，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那么对于农村小水利的关注就可想而知了。
回想前世那空前的干旱天气，虽然重庆并没有受到像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那么严重的影响，但是还是因此遭受了不少的损失。未雨绸缪，曾凌风希望通过他的一点努力唤起人们对农村小水利的重视。在曾凌风的这个计划完成后，重庆的农村的生活状况必将有很大的改善，邻省见了效果，效仿的可能性将会很大，那么曾凌风也算是为那些可能受灾的人们尽了一份力量了。
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曾凌风的农村小水利计划得以顺顺利利的实施，整个新重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的热潮。
在这个计划里，将会在重庆境内的长江各支流和支流的小支流上建设500余座各型水利设施，基本上每一个区县都有7－10个工程项目，其中大型水库50个，中型水库200个，小型水库近300个。工程完成后对重庆的乡村覆盖率接近百分八十！
而由于工程中除了较大的项目有专门的工程队完成外，大量从当地的农民中雇佣人手，这让多达500万的农村人口从这一系列项目中直接得到了收入，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状况。
由于所有的工程选址都是精心选择的，考虑到了文物和风景点的保护的问题，所有在工程完工后非但没有损坏原有的风景点和文物，反倒增添了近一百处旅游景点，为重庆增添了一笔丰富的旅游资源。
而且大部分的水利项目都是综合型的，既考虑到了农田灌溉和饮用水的提供，也考虑到了发电。这五百多个水利工程完工后每年将为重庆市提供大约500亿度电，这基本上解决了重庆市电力紧张的问题。
工程计划三年完工，并在98年7月之前实现其中约120个项目达到蓄水的要求。曾凌风这是为即将到来的98大洪水做准备。这约120个水库的库容达到了近100亿立方米，当这些水库蓄水后，将会对长江干流的洪峰起到很大的削减作用，实现其对滞洪和蓄洪的巨大作用。
整个重庆的乡村，在小水利项目启动后，真正的沸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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